2011中国分布式能源研讨会8月青岛召开

按照同样的逻辑，依法行政概念首先出现在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1999）23号】中。

事实上，尽管卢梭论述立法者时总是概而论之，而没有区分古代的立法者与现代的立法者，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两种立法者并不是等同的，甚至严格说来，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立法者才符合卢梭的要求。在人民因自己的私利而偏离公意的时候，立法的建议恰恰是一种对人民的质疑，或者说是要让真正的公意在质疑中呈现出来。

(33)Rousseau,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Vol.4,p.219。另一部分是趋向于私人利益的，参见他的论证以及有关出租车加装污染控制装置的有趣例证。罗马在最辉煌之时其内在就包含了衰落的征兆，因为立法权威与主权权力在十人会议这一组织上合二为一，因此，人民本身即使是愿意，也绝不能剥夺自己的这种不可转让的权利(18)。但是，这几乎完全走到了卢梭的反面，因为对卢梭来说，意志在根本上是一种情感(sentiment)，它的丰富和复杂之处恰恰在于它包含了个体诸多方面的感受、激情、伦理情感，甚至是意见。(35)Rousseau,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Vol.4,p.222。

(12)Rousseau,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Rousseau,Vol.4,p.158。一门面向未来的学科倘若缺乏特定的题材，它就不能被称为科学，而应该被称作技艺⑦。第二，短村有人去世，短村村民通知亲友时，一旦进入曼村，罚款1000元。

在彝族社会中，人们首先是对自然界色彩进行分类，然后把这种分类运用到到法律领域一种特殊但是有效的法律适用技术，依此处理不同的案件，使纠纷解决获得明确而灵活的标准，使社会获得秩序。本章2004年以论文形式最初发表在《现代法学》时，我还没机会接触到《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现在可以把这本书作者对于分类的阐释摘录如下，以进一步加深分类对人类生活重要性的认识： 人类把世界分类成不同的对象和关系是认知上的一项成就：人类通过这种方法在环境中创造秩序与身份，使之化为社会文化，其中也存在着相互矛盾和紧张的关系。在儒家心目中家族和社会身分是礼的核心，也是儒家所鼓吹的社会秩序的支柱。二、分类观念与法律 分类为人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在这张网上人们把各种人、事物、现象、意义放在了特定的位置，由此我们会像深邃的格尔茨一样同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人是悬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同意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曼村的村民认为他们生活的世界存在着7种重要的鬼，即披雅（魔鬼）、披抱（琵琶鬼）、披嘎（比披抱更厉害的一种会飞的鬼）、披社（心狠的官吏把犯人活埋或者丢到河里溺死，犯人死后变的鬼）、披哄（死得悲惨、因意外死亡的人变的鬼）、披旺（村寨中鬼的群体）、披勐（勐中的鬼的群体）。——礼，其实就是一个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对人的身份、人的行为方式的一种繁复的分类系统。

法律承认贵族、官吏、平民和贱民的不同身份…… 法律对身分的极端重视，结果产生了大量关于亲属及社会身分的特殊规定，与一般的规定并存于法典中。结果，该村的数十村民到曼村把这个琵琶鬼的房子打坏，把这位老妇人打伤。在这个故事中，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傣族和布朗族的分类体系中大象属于有神灵的类别，具有人力难及的超自然力，所以不敢也不能捕杀。例如，当我们讲到亲属称谓的时候，并非仅仅在谈论一种对人的称呼或代号，亲属称谓虽然首先表示出人与人之间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但是它还包含一定的社会权利和义务关系在内。

四、对法律冲突的一种理解 当一个人从自己生活的地方去到一个和自己的文化有很大差异的地方，往往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和自己的法律观相冲突的世界里。其实，驱赶琵琶鬼的事件正是基于村民对原始宗教的信仰，对鬼的普遍存在的深信不疑。短村面对眼前与未来的利益，最终还是选择了未来。所以，对于一个希望世界不会只有一种语言，男人们只抽着同一牌子的香烟，女人们穿的都是同一种服饰，孩子们玩的是同样的玩具……的人们，需要的是一种多元主义的胸怀和态度。

假设，王麻子有一天决定在家宴请几个好友。分类使人能够把握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自己与家庭的关系、自己与社团的关系……从而可以藉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1998年曼村的邻村有一个生病的村民去世，该村的村民们认为这位村民的去世是被曼村的这个琵琶鬼害死的。把法律作为分类体系加以考察，采取的是一种相对价值中立的路线，是为了避免先验地抬高法律的地位和价值或先验地贬损法律的合理性——无论是对国家法律还是地方性规范。

2000年2月14日，也是笔者生活在曼村的最后几天，曼村的另一个邻村又发生了一起驱赶琵琶鬼的事件，这个琵琶鬼的家也被村民们用石头、砖块打坏，琵琶鬼和她的丈夫被驱赶出村寨。1月27日，村主任通过广播通知村委会干部、党员、召曼、布章开会商量对策。对于这种法律冲突可以讨论的空间仍然很大，但是将不是本章的重点。如果要使被触犯和被玷污的寨神恢复对村民的眷顾，就必须用违犯者付出的代价祭祀寨心、寨神。这一事件升级为村寨间的纠纷。奸案有奸案的‘黑、‘花、‘白，杀人案有杀人案的‘黑、‘花、‘白……比如奸案‘黑、‘花、‘白三个等级是这样衡量的：如果黑彝女子跟她等级以下的如百姓、奴隶等发生两性关系，不管是通奸还是强奸，都算是最严重的，是为‘黑，男女双方格杀勿论。

例如，对于一个农民，他必须对属于他的土地和作物进行分类——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从分类的角度考察法律，把法律作为一种分类体系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不是想抹煞或否认法律的其他特性。

其运用的原则是特殊的规定优先于一般的规定，于不适用特殊的规定时才适用一般的规定。……‘琵琶鬼看似天灾，实则人祸。

三、法律为什么是地方性知识 晦涩的格尔茨告诉我们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法律，与英国上院议长修辞中那种密码式的矫饰有所歧异，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此类行为大多导源于花腰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宗教文化。

总之，你对被你称为父亲的人采取的一切行为、态度是否合适已经被你所在的社会的亲属称谓这个基本的分类规定了。但是现代的一些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粗糙地对外国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不加认真考虑的移植，用外国的法律代替本国的法律实践积累、用外国的分类代替本国人的分类方式，从而导致国家法律制度的地方性特色削弱或丧失。在另一份法律民族志中，作者写道： 花腰傣传统习惯法与现行法律制度在犯罪范畴上的不相适应,具体而言就是罪与非罪的矛盾,即现行刑事法律制度视为犯罪的行为,花腰傣传统习惯视为非罪。当礼教支配了法律也即意味着儒教的分类体系变成了法律的内在逻辑。

医疗队来到后，曾遇到不少驱赶‘琵琶鬼的事件，队员们一面抓住时机耐心劝解群众，一面保护病人，立即给他吃药打针，病人常常因此好转痊愈。每种法律都只能解决特定和有限的问题，而我们生活的世界有着无限的问题。

因为，一方面，曼村及其邻村村民和傣族人民的友好、温和的性格以及底蕴深厚的傣族文化是我深深地切身感受到、无法否认的。从世界的范围内来看，每个国家的法律其实也只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 一种规模巨大、效力层次极高的地方性知识。

这种来自色彩区分的对人的基本分类观念进一步被扩展到这些社会的法律生活中，在黑、白两极分类的基础上，产生了介于两者之间的花这一过渡性分类标准，黑、花、白的分类方式构成了彝族法律体系中判定案情轻重的核心标准。当立法者开始创制法律之时，首先要明确究竟将要运用法律来处理哪些事实，法律的管辖范围究竟到哪里，例如通奸究竟是否应该由法律来管辖，安乐死是否需要合法化。

所以，村民们的、在我们看来残酷、残忍的驱赶琵琶鬼行动，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作为其行为的合法性基础，每个人的行动都以其文化为根据。分类，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如果没有分类的能力，人类将无法生存和采取行动。罗德尼·尼达姆的这段话同时指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获得光明的盲人首先对杂乱无章的形式和色彩经历一番艰苦的认识过程，比如对桌子、床、书本、阳光、雨露……的认识，只有当他对这些所有对他来讲完全陌生的东西进行了恰当归类以后，即他建立了一套观念体系（而不是视觉）放置这些东西后事物才变成有秩序的存在。还要明确某个事实由哪部部门法来管辖，例如如果决定了法律要处理通奸的事实，那么是由刑法来管辖还是由民法来管辖？在同一部法律中对每个事实也要进行必要的归类，例如对拐卖妇女的行为和拐卖儿童的行为是否需要分别设置不同的罪名，或者统一作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律除了对行为进行细致的分类外，还要对人进行区分，比如哪些人具有成立什么样的公司的资格？哪些人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赡养关系只能存在于哪些人之间…… 总之，立法的过程构成了一个分类体系的建构过程。

要是姑舅表或姨表没有婚姻关系而发生奸情的，为‘花，但又分两种情况……第三种是‘白，指男主子跟女奴隶发生性关系，这在彝族看来不算什么，只是男主子在社会上要受舆论的谴责和人们的嗤笑…… 在‘黑、‘花、‘白三种最基本的案件分类基础上，彝族社会有发展出更为复杂的案件分类。如果说农民和工人在工作中进行的分类是一种技术性的分类，这种技术性的分类不直接关系到社会关系的展开，那么人们对社会关系的分类则直接影响到人对人的行为方式、态度。

礼的内容繁多，范围广泛，涉及人类各种行为和国家各种活动。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在地方性规范的领域体现得最为清晰可见，因此，为了使讨论更加具体和形象化，让我们回到法律民族志的层面。

为了让这个问题更清楚地展示出来，让我们来温习一下瞿同祖先生的教诲，以中国古代的法律作为一个分析个案： 从以上各章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充分看出家族和阶级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在法律上占极为突出的地位。但是国家法律所表达和包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社会大众来讲是抽象和遥远的，而且这套普适性的、更多的是一种技术性的分类体系不会包含人们需要的对人生意义的思考、生活的价值、对神的态度、对宇宙的想象等等构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意义，在这张巨大而精致的网里没有为人们预留用来悬挂地方性的意义或人生观、世界观的位置。